图书馆保存着历史。那天上午，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ＵＳＣ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我无意间翻到一本旧书，引出若干线索。

　　书是陈纪滢写的《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１９７４年出版。馆藏的这一册是陈纪滢题赠给陈锡恩的，扉页上写着“锡恩先生夫人伉俪教正，弟陈纪 滢（印章）拜，一九七五（六四）年六月廿八日於台湾”。这册书自入东亚馆后从来没人借阅过，寂寞地躺在书架上，已经有些年头了。

　　胡政之是中国著名报人。他１９２６年在天津与吴鼎昌、张季鸾三人共同重组出版新记《大公报》。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该报在国内的影响非常广大。胡政之时任报社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报馆经营活动，深度参与编辑领导工作。在《大公报》后来的岁月中，他是三人中坚持时间最长，参与工作最多，相对出力最大的。他１８８９年出生，１９４９年因肝病在上海病逝。

　　陈锡恩（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Ｈｓｉ Ｅｎ Ｃｈｅｎ）是南加大的著名华裔学者，１９３８至１９７４年任南加大教育学和东亚研究教授，是南加大首任东亚语言文化系系主任，出版过《毛泽东的教育革命》（Ｔｈｅ Ｍａｏｉｓ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等多种有影响的著作。他后来将私人藏书捐给东亚图书馆，成为该馆中文馆藏的主要来源之一。

　　陈纪滢是新记《大公报》旧人，也曾是报社中活跃的年轻骨干之一。抗战期间，他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１９４９年去台湾后，参与政界活动。他在《大公报》的采编活动带有帮忙的性质，属于“私底兼职”，因为他当时一直在邮局有正式和稳定的工作，不算报馆正式职工。他对《大公报》也一直以“客卿”自称。陈后来写过三本有关《大公报》的书，自认为《胡政之与大公报》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本，“最足以反映那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平心而论，就总体来说，该书的分量和价值，并不像陈纪滢自诩的那么高，不过书中也提供了一些细节和情况，比如他如何受报馆委派进入当时的伪满洲国调查，采写“九一八”两周年特刊的情况，《大公报》编辑部夜班运转情况纪实等。书中特别提及胡氏遗孀后来的一些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内容。

　　陈的文章１９７３年先在台北《中华日报》上连载，后又在《掌故》月刊上刊发，然后才正式出书。胡政之的遗孀胡顾俊琦在美国看到这些连载文章，给陈写来了信。胡夫人的来信前后总共四封（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７日、４月１８日、６月６日、８月２２日），时间跨度６个月。该书１９７４年１２月正式出版时，陈将四封来信收入题为“胡夫人的四封信”的代序之中。

　　据胡夫人的信讲述，胡政之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病逝于上海后，她于１９５１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当时上海里弄组织监管很严，她佯作上街散步，趁无人注意跳上电车，直开南市火车站；在那里购一张普通车票来到广州。当时卧铺票需预定，而且须接受查问。她从广州又设法到了香港，沿途细节没有讲，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因系偷逃，她当时除带少数川资之外，身无长物，胡的所有手札书籍皆抛弃了。

　　顾氏是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她是民国外交界耆宿顾维钧的内侄女，出身名门，接受过高等教育。陈纪滢说她“气质不凡，端庄蕴藉，受人尊敬”。但也有其他人的回忆文章说，她婚后“使家庭不和，在报社也引起了许多纠纷”；“嗜权贪钱，与胡前妻之女胡燕拼争《大公报》股票”，“胡当时重病于床，听她们日夜争吵，备受折磨”。这些不论真伪，皆成过去。

　　顾氏与胡政之育有一子，她出走时小儿德生只有八九岁。后托请友人帮助，将其幼子带出，在美国接受教育，再工作结婚育子，自立家业。顾氏当时一人独居纽约，在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前中国银行）做一雇员，自言“聊资糊口而已”。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顾氏与他们没有通信联系。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弟选之全国解放时在上海做些生意，“三反五反”后断了音信。其兄一直住在成都老家，原有田产百亩，土改时被分掉，幸未受到很大冲击。

　　胡政之死后，其遗孀的情况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和关心，在台湾也是如此。陈纪滢接获顾氏来信，也感到非常意外。顾氏在信中自述，当时身体患胃病及胆结石，饮食减少，体重短期内骤减２０磅，虽身体精神状况皆差，但是因工作关系不能休息。６月中旬，她入院接受胆囊切除手术，因术中麻药过量，伤及肺部，高烧不退，转入急症病房救护，三周后方才见好，转回家中休息。出院时仍有高热，一段时间后才逐渐退去。８月中旬，她虽身体虚弱，但已支撑上班。

　　顾氏是在纽约中国城书铺中偶然购到有关连载文章的中文报刊，当时距胡政之去世已经有二十年多了。这些文字引发了她的回忆和感慨。她在信中说：看了文章，“回忆往日情景，历历在目，抚今追昔，倍增伤感！加以贱躯近常闹病，体力日衰，犹能及时读到先夫往日事业之片断，颇感告慰。”七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内地“文革”如火如荼之时，大陆是没有人敢写胡政之的。从那时到现在，３０年又过去了。中国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胡政之纪念文集》也已于２００２年在内地正式出版。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胡政之和与他同时代的邵飘萍、成舍我等一样，都称得上是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看来，内地学界业界对胡氏的评价正愈加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