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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

郝建　刊发时间：2008-03-28 10:35:21　新京报　 [字体：大中小]

　　编者按：由姜昆“两会”提案引发的姜昆与德云社的矛盾已告一段落，但争论的内容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重大艺术问题。学者郝建教授投文本报，对此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不久以前，全国政协委员姜昆以发言和提案形式要求对恶搞和低俗进行“齐抓、共管、治理污染”，此建议引起网络、报刊和民间的热烈

讨论。从语言逻辑和情理上看，他提出的“治理污染”显然也包括德云社和相声界的所有人，姜先生不可能只对网络和电信的恶搞提出治理而为相声划出恶搞的自留地。姜昆先生思考了一个颇为重大的艺术问题和政治理念。

　　他们给蒙娜丽莎画上胡子

　　从文艺学上界定，搞笑或者说恶搞其实就是利用观众对以往艺术作品、当下话语或者社会现象的熟知，使用相关、沿用、变形、嘲笑、改写等手法来制造幽默。这种手法时常在原有的作品或者话语之上添加些许新的作料或者重新翻炒，这样往往让读者产生陌生感之后稍作联想，于是发出会心的笑声。必须承认，这种手法有许多时候是用新形式给我们带来某种惊讶和一些不悦甚至不舒服，但它也引起爱好者的思考和愉快。这些就是大家一般都把它视为创意的原因，也是它时常被人用很有些贬损、批判意味的“恶搞”来形容的道理所在。

　　浏览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恶搞可是遍地风流。金圣叹算一个搞笑的老师爷，此人没正经说笑的时候居多。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对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恶搞。如果要论当代艺术的恶搞源头，大概可以数法国的马赛尔·杜尚，他在1919年用铅笔把《蒙娜丽莎》画上了左右两撇八字胡须，还在画中人的下巴上恶涂了一笔山羊胡子。就这三笔胡子，不光使那一纸古典名画的印刷品价值连城，也造就了当代艺术的经典。

　　笑没有“灰色”“黑色”之分

　　要论恶搞，相声创作者可以说是职业大师和必须恶搞的卖笑谋生者。笔者这里的“卖笑”就有利用双关来恶搞的意思。苏文茂先生曾经在相声中说要把《汾河湾》的唱词“改一句计划生育内容的”，那说词就是恶搞的一个成功典范。也是咱们国，香港的许多电影人也用恶搞的手法点燃了许多创意的火花。《喜剧之王》、《买凶拍人》、《麦兜故事》都创造了搞笑范例。以搞笑、恶搞为招牌卖点的《武林外传》获得了电视剧飞天奖，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对话、交流中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在游戏的地方按照游戏的规矩来。

　　再认真说一句，笑声真的很难区分出是“灰色”还是“黑色”，笔者实在不知道姜昆先生提案中要警惕的“黑色地带”是指哪些艺术作品。但看看世界各国和香港的文学和电影，“黑色幽默”都是重要艺术风格。科恩兄弟的《冰雪暴》、《老无所依》，杜琪峰的《暗花》、刘伟强的《无间道》，这一类“黑色电影”可是为奥斯卡奖和香港电影争得了不少光彩和银两呢，也都成了作者和当地文化人愿意显摆的亮点和勋章。

　　会不会笑关乎民族软实力

　　说这一堆搞笑的经典或者不入流的恶搞也许是笔者趣味低级，但我的真心就是想认真严肃地、大声疾呼地说一个道理：笑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是我们的重要文化资源和宝贵精神财富。郭德纲和姜昆们曾经把我们说得哈哈大笑，这当然是我们的娱乐消遣，是我们的轻松愉快，同时也是我们的文化资源，是我们的心理自信，是我们的文化档次。允不允许笑，会不会笑，是一个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作为营造笑声的大师，姜昆先生应该比大家更知道，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幽默都是正面的价值观。在很多场合，说一个人没有幽默感大概不止是说你这人没有艺术感觉，往往跟说这人反应迟钝、毫无趣味、毫无品位差不多。所以，一个职业搞笑、卖笑的艺术家，一个造笑艺术家们的领导者提出用行政手段管理笑声，取缔恶搞，实在是一件很搞笑但又让我们笑不出来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职业营造笑声的人，我们都应该看看周围，想想当下。我们的社会到底是过于轻松、太勇于讽刺、幽默笑声太多以至于大家都没正经导致社会文化乱做一团了呢，还是个个敏感、时常紧张，由于不会幽默、不敢幽默而笑声稀缺呢？

　　宪政保护选择趣味的权利

　　也许，姜昆先生和许多人一样不喜欢“灰色”，不喜欢搞笑，这又不是罪过，去听别的创新严肃宣传教育相声、读别的严肃小说就结了。但怎么对待自己不喜欢的艺术趣味和言论腔调是有讲究的。在世界多数地方，艺术活动都是被归入言论自由的领域，今日中国的领导人也多次倡导宪政理念；这就需要我们用宪政精神调节个人趣味。大致来说，只要不违法，就要允许。你感觉不舒服，非礼莫视便罢。随便将各种笑声或者不如自己意的言论打入黑色，要求用强力、权威来清除，这既是我们封建专制权威心态的遗留又是被权威电击之后的创伤。

　　如何区分香花毒草，要不要区分香花毒草，在宪政理论也算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就实际生活中的处理说，中国和世界都早有经验，一般是事后处理，实在不能和气生财的，还有法律调节。对于眼下姜昆提起的搞笑和灰色一类艺术活动，绝对不能首先想到行政管理，更不必再“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还要“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来实施行政或法律惩治。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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